天津氢氧化钠电池工厂用

作为一个暂居北京的塞内加尔人，从踏上中国这片土地伊始，有了闲暇便总计划着四处去走走看看。无数人曾无数次向我推荐过天津这座城市，却总因离京城太近总想着会有机缘而一再错过。这回巧借《全景中国 天津周》之便，在这里呆了周许，着实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并且唤起了对故国的回忆。

且不论它醇厚的历史底蕴及丰硕的文化遗产远超一个“京城门户之卫”——这么一个很多人心底里定义的天津，而更甚之，不知是夜凉时分海河边的一缕清风拂面，抑或是睦南道边法式梧桐阴影里跃动的光斑，让我在某一刻凝神屏息，仿若身处亚非欧大陆另一端的故乡——圣路易市。跨越16700公里的距离，我在这里甚至寻到了父辈诞生之地的影子。纵使文化迥异、语言相去甚远，然则相似的尘嚣旧事散落在这两座城池埋于骨髓深处的灵魂里，他们吟着似曾相识的咏叹调，从承载着道不尽故事的历史古迹中走来，漫过硝烟、跨过和平，携着手，端庄而秀丽。

五大道 圣路易岛：风情尽展两相映

骄阳午后步于马场道上，几栋法国罗曼式建筑风格的小洋楼远远地便映入眼帘。蘑菇石堆砌的墙面托起曼塞尔式瓦顶，几口圆形大钟默然耸立，这些欧式古典建筑隶属于如今的天津外国语大学，与新式教学楼一块儿融进绿树掩映的幽静校园里。

华灯初上，立于劝业场街区，依稀间还能辨出昔日老字号的风貌。亨得利钟表坊里的分针滴答走动的声音似乎仍在耳畔回响，南京理发店门口依然人头攒动，中国照相馆窗棱上张贴的着旗袍的女子海报还不曾泛黄。

梳理20世纪初的脉络，西方数国文化的印记交织于津城。以原租界地带为代表的五大道，南达成都道、北含马场道，东至南京路，西抵西康路，囊括了重庆道、常德道、大理道、睦南道以及马场道六条街道，布列着错落有致的千余座带有法、英、德、意、俄等独具欧罗巴特征的洋楼别院。这些建筑大都建于1860至1940年间，殖民时期的特殊历史原因使得津城吸引诸多国家于此设立领事馆，并逐渐发展商贸、娱乐各行各业，从而形成了完善的政商格局。如今这些至今保存依然完好的楼宇，堪称万国建筑的浓缩博物馆。

而身为西非历史名城的圣路易岛始建于1659年，并于19世纪中叶随着法国在阿非利加的扩张而开始并最终完善其城市化进程。作为第一座、也是至今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前法殖民地，圣路易岛有幸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如同五大道那些或陈旧或翻修的散发着浓郁历史气息的小洋楼一般，圣路易也于殖民时代拥置了大量法式建筑。这些彰显着明显欧洲元素的建筑错落有致地隐身于岛上整齐划一的街道两旁，安静而执拗地维持着几百年前的风貌，也正如同一个世纪前的天津卫一般。

解放桥 凡德海彼桥：阅尽沧桑城未央

一座城池因历史促就了底蕴，因水而多了妩媚，而有桥则如点睛之笔一般灵动起来。乘游船游览于海河之上，一座双叶立转式钢筋大桥一瞬间便抓住了我的目光。“合则走车，开则过船”的独特设计，经由桁架背贴轨道，自中孔开户，在当年以“万国桥下过大桥”而名动一时成为津门一景。

“万国桥”、“法国桥”、“中正桥”、“解放桥”，不同的历史时期，这座桥几易其名。然而走过纷飞战火，它依然凌跨于海河之上，沿用至今。一则比较盛行的传说让我颇为好奇：据说此桥出自法国建筑设计大师居斯塔夫?埃菲尔之手。更甚之，曾有一位天津市长访问法国之时，一篇发自巴黎的电讯说，埃菲尔逝世前的最后一件作品，及其在华的唯一作品便是这座桥。虽然这则颇令人兴奋的传说没有得到任何史料印证，甚或可能完全是缪传，但它却唤起了我对于凡德海彼桥的记忆。它的设计者正是出自埃菲尔大师，而它于战火中也起到同样的军事功用。

在大西洋航运日渐繁忙，近海争夺日趋激烈的19世纪中叶，最早殖民非洲大陆的英、法两国都迫切需要进一步开土拓疆。英国人去了冈比亚，而法国人则选择溯塞内加尔河而上，进入西非腹地。1856年，时任圣路易港总督路易费德尔布将军开始奉命修建凡德海彼桥，打通进入陆地的交通要道。而当时，正是法国埃菲尔公司承建了此桥。全长500多米的凡德海彼桥为钢结构，钢桁梁下承式的连续拱桥如山峦般手拉手矗在塞内加尔河之上。自此，圣路易岛与西非大陆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天津卫与圣路易这两座城市，似乎都有着相同的宿命。

年画 玻璃画：杨柳青青青几许

初识杨柳青，展于眼帘的是一派疏朗有致的古村落。恢宏的牌楼后，井然有序的坊隅巷陌蜿蜒开来。行自青瓦灰墙之间，间或经过几座深宅大院，厚重的木门匿在大红灯笼之后，静穆地望过来，透出一种别样的情味。

对于我这枚异域人，“杨柳青”是个并不甚熟知的存在。我并不知晓这座古镇竟已有逾千年的历史，乃至于“先有杨柳青，后有天津卫”。起源于明代崇祯年间的杨柳青年画，距今400多年历史。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达到鼎盛时期。当时作坊有300多家，3000多人从事年画事业，几乎“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不少成规模的大画庄还将分庄开到了都城北京。自民国期间连年战乱，大部分画庄都倒闭了，独剩一家“玉成号画庄”。如今的这座画庄的掌舵人是霍家第六代传人霍庆顺先生。

步入画室，一排九扇一人高的木板铰链于右墙边。宣纸展于木板正反两侧，纸上跃然是正在上色的五子夺莲画作。五个娃娃神色各异、憨态可掬，甚是可爱。左侧一方长桌，上列端墨丹青、杜梨木板，蘸子、刷子、樘子一字排开。霍庆顺先生就正束手立于桌后。

听由霍先生的讲解，年画是中国民间艺术的一种特殊形式，主要在各色时令节气张贴于门楣之上，祈吉祥喜庆之意。而蜚声四方的杨柳青年画衔中国四大木版年画之首，更于2006年录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杨柳青年画融合工笔画、版画、写意画、国画、宫廷画等诸多绘画门派之精髓而后自成一派，体裁自民间故事、历史民俗、神像佛祉、仕女豪杰至当代新闻时事无所不包容，达3000种之多。其制作工艺分为勾、刻、套、印、裱五道工序。成品画作或秀丽明艳或细腻多姿，处处洋溢着欢乐与明朗。

也是在观作过程中，我才了解到原来汉字还有谐音字一说，不同的谐音字又代表着迥异的寓意。比如《福善吉庆》这幅年画，蝙“蝠”通义幸“福”，“扇”子谐音“善”良，战“戟”代表“吉”祥，而玉“磬”寓意喜“庆”，兼之牡丹表荣华富贵，佛手示财源滚滚。简简单单一幅画作，里面却充盈着满满的如意祝福，不得不说这是中国千年文化博大精深的又一例证。

而于我，思绪又一次飞至万里之遥，念起了塞内加尔的玻璃画。这项最初经由突尼斯及阿拉伯世界传入的民间工艺，也是沃尔夫民族的一项瑰宝。

玻璃画，顾名思义乃是画在玻璃上的画。它最初着眼于伊斯兰宗教题材，分为传统和日常两类。传统类包含仪式常识和历史故事，而日常则讲述着平常百姓柴米油盐的市井生活。后来，随着历史沿革，也慢慢增加了记录历史的功能----在那个没有照相机的年代，忠实地记录并演绎着殖民时期的历史风貌。

这些画在玻璃之上和之下的画作，同样需要特殊的技术才能画就：首先要清洁玻璃并将之裁剪成40至60厘米长宽、打磨成2至3毫米厚度的玻璃板。然后将在纸稿上设计好的内容，直接用钢笔或细钢刀，蘸取中国墨汁刻于玻璃板上，而后再上色。最后，用彩料填充主体之外的留白部门，将画作丰富起来。如今，这些玻璃画也如同杨柳青年画一般，通过来往的游人商贾带去了世界各地。也将这个同样历时400多年的文化瑰宝传承并发扬着。

无论是凝于玻璃素面里的一笔墨色，还是渲于愠黄宣纸上的几缕丹青。无论是奏着号角长笛的归港舰船，还是隐于津沽巷陌的烟华丽影。这两座城池都用它们各自的方式留住了传统与艺术的“黄金年代”。纵使远隔于中国和塞内加尔两陆之境，那些共同、共通，那些不可复刻抑无法仿制的艺术瑰宝，溢满甜蜜与柔情，果敢与坚毅，奇迹般地共生并重叠于圣路易与天津。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见证着城市的变迁与发展，于波光流转间穿越千年，融在文化的大熔炉里，从往昔走来，向明日走去。 

文/ Madeleine Thiam（塞内加尔）

翻译/ 熊慧中

摄影/王传俊